【刘顺元】高华解密《江渭清回忆录》中的毛刘之争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后长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风云莫测的毛时代，练就了一套极为丰富、熟稔地应对北京的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倾的风暴中，巧妙地维护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机、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刘少奇争执中避祸于身，终于渡过了文革的劫难。《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虽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讳，但总体上仍不失客观和真实，其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颇为珍贵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态学的实录，展现了地方与中央各种复杂的、起承转合的关系，不仅是可供研究的样本，亦是一部毛泽东时代地方官员的“心灵史”。本文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作者为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原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全文如下。

最近，曾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50-60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1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毛依据对干部个人历史和政治忠诚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他本人与干部接触的经历，来决定他对干部的取舍和任用。由于华东地区在全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华东地区大员的任用，相比于其它地区显得更为重视。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

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苏第一号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除了发生“高饶事件”外，总的情况相对平静，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泽东等以各种文件、电报、批示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地方则以相应的文件、电报向北京请示、汇报。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对各地方的视察，对地方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

毛泽东一向偏爱华东，50-60年代几乎每年都来江浙。在毛泽东视察江苏期间，江渭清与毛接触频繁，得到毛的赏识。江渭清主政江苏，一向以稳健为原则，然而做事谨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却差一点栽了下来。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分省、巿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雷霆震怒，对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大发怒火，据江渭清回忆：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甚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当事人身分的这段描述，将毛泽东当年的神态生动地呈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这是迄今为止，极少的近距离反映毛泽东在反右期间行为的珍贵文字。

毛泽东为何以“一党之尊”和“一国之尊”的身分，直接干预1个省委内部的反右派运动？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甚么？江渭清在他的回忆中均无交代，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地方干部给毛“打小报告”的线索。毛泽东的判断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的时候，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然而，江渭清的圆熟帮助他避开了毛泽东的进攻。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上述的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但是，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然而其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对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被略去）。

彭真与康生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在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生则是负责在江苏文艺界抓右派，对于这两位直接由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大员，江渭清的反应也相应不同。

彭真在中共8大以后地位上升，其实际权责近似党的副总书记。彭真在来宁前，毛泽东曾当面交代说：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个别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并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极为聪明，他请求彭真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彭真当着在座的常委不好明说，只是含混问道：“江苏为甚么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面对彭真的指问，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江苏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最后以批评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而最终“过关”。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巿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1个右派，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护，这也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与江苏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