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思想

[拼音]：Zhongguo gudai duiwai maoyi sixiang

从先秦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典籍中关于对外贸易的看法和主张。古代对外贸易在先秦时期主要指诸侯国间的贸易；秦统一中国以后，指对中国境外的陆路与海上贸易，以及境内各民族（如汉与匈奴）间的贸易。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由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对外贸易在社会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人们一般对外贸很不重视。特别在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以后，中国已成为泱泱大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周围国家，自然容易产生中国“百产丰盈，无物不有”的优越感，把对外贸易看成无足轻重之事。诚然，在封建时代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王朝，也有一些思想家主张开放对外贸易，但多强调由官府控制，直到封建社会的后期，才有人主张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进行海上贸易。

先秦

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七雄逐鹿中原，谋求统一中国。这时期的思想家们往往从富国强兵图霸争雄的战略目标来考察外贸问题，《管子》作者便是主要的代表。《管子》把对外贸易看作行“轻重之术”的一种手段，主张利用齐国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在国家的控制下开放对外贸易。如《轻重乙》篇提倡用优惠的条件招徕客商，要“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即为外商兴建馆舍，提供免费用膳，供应饲料，专人服务等优惠条件。如此可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认为外贸商品的价格须由国家控制，只有因物制宜，区别对待，才能利用它为封建国家服务。对诸侯国来说，齐国具有独占性的商品，如“渠展之盐”必须以独占价格出售，以谋取巨利（《轻重甲》）；本国不能独占的商品，则随诸侯国间的市场价格而高下，“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地数》）；有时为了鼓励进口，则实行“天下下我高”（《轻重乙》）的价格政策。总之，要随机应变，以“来天下之财”（《轻重甲》）。《管子》不仅利用本国的资源从事对外贸易，还主张利用别国的资源进行转口贸易。当时，东莱地处海滨，盛产鱼盐，但中间隔着强大的齐国，无法与中原诸侯国进行贸易，因而齐国能假手其间。《海王》篇记载:“因人之山海假之，名（命）有海之国售盐于吾国，釜五十吾受，而官出之以百。”这是指对东莱食盐的转口贸易而言，盐的进销差价如此之大，齐国自然乐于以此谋利了。

秦汉唐宋

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制的鼎盛时期，汉、唐的一些思想家往往想通过对外贸易以制伏异国，或以国内丰余的商品换取国外的奇珍异物来满足封建统治者奢华生活的需求。汉代桑弘羊说：“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驼，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盐铁论·力耕》）。唐代的韩愈（768～824）也认为开展对外贸易，能使“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昌黎先生全集·送郑尚书序》）。汉、唐思想家的对外贸易观点，同西方重商主义者迥然不同，开展外贸不是为了追求黄金和增殖货币，而是为了使用价值的满足，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目的和要求。

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制转入后期以后，北宋的沈括（1031～1095）从封建国家经济角度结合生产、专卖制、货币流通等来考察对外贸易问题，他从对外贸易关系来分析当时的铜钱外流问题，对此，他反对当时有人建议在河北实行盐专卖的办法，因为河北是与北方辽国接壤的地区，盐专卖使盐价提高，而境内外盐价的显著差异，必然会造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的结果。他还指出，京师百官饔饩所需的大量牛羊，皆系私商用铜钱从塞外购来，因而不在京师附近发展畜牧业，看来省去了“刍牧之劳”，实则是“驱之私易”，而使大量铜钱流到塞外去了。另一方面，对于物产匮乏的西北边境地区，他则主张将湟、洮、岷三州积压的多余铁钱，利用商人外泄于羌人，以换回百姓需要的羊、马。

明清

明清时期，一方面，由于国内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促进了中国同东西洋贸易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明代有日本海盗经常骚扰沿海居民，清初有东南沿海郑成功反清势力的存在，因而在对外贸易问题上是闭关自守还是开放海禁，是由官府垄断还是允许民间经营，就日益成为人们注目的问题。明代的丘濬反对闭关自守，主张进行海外贸易。他依据的理由是：

（1）中国的商品固然能自足自用，但外国却需要中国的商品，因而海上走私不断，如绳之以法，不惟无益，反而有害，不如开海禁进行对外贸易。

（2）日本海盗虽“累为沿海之患”，但暹罗、爪哇等国却同中国友好通商，只要禁止同日本贸易，开海禁不致招惹边患。

（3）如让民间从事海上贸易，官府征税，对国家财政收入亦有所补益。清代的蓝鼎元也极力反对封关禁海。他生长于福建，熟悉东南沿海的贸易情况。雍正二年（1724），他写了《论南洋事宜书》，针对清政府颁布禁海诏令所持的理由（如怕卖船与番，运米接济异域，被海盗劫掠等），均根据事实，逐条加以驳斥，并痛言海禁之弊，指出“百货不通、生民日蹙”，“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无聊之状，皆因洋禁”。因此，他主张开放海禁，官府不加干预，让人民自由经营对外贸易。蓝鼎元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论证开展对外贸易的好处的。他认为外贸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繁荣沿海地区经济，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到鸦片战争前后，魏源主张对外贸易应由国内外私商自由进行，甚至赞成派军舰为私商护航，而且首次对贸易差额进行分析，这在当时的中国都是新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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