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

[拼音]：Riben Mingzhi weixin

[外文]：Meiji reform in Japan

1868年取代德川幕府的明治政府，在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口号下，以西方国家为榜样，自上而下推行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

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8），是日本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日益尖锐的时期。全国土地为领主阶级所有。统治机构为幕府，统辖全国260多个藩，各藩的直接统治者为大名（诸侯）。天皇及其臣属（公卿），在幕府体制下处于无权地位，不参预政事，但也拥有大量土地。幕府和各藩都掌握有大批武装力量。德川幕府时期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把居民划分为士（武士）、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商人）四个等级。此外，还有被称为“秽多”、“非人”的所谓“贱民”。等级身份世代相传，不得改变。德川幕府在1639年还宣布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入境，也禁止日本人出国。德川建立了全国统一政权，平息了各藩的叛乱，出现了较长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时期，耕地有所增加，经济作物日益增多，商品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不断发展。土地虽然不能买卖，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贫困破产的农民不得不把世袭份地抵押、典当给商人和富裕农民。在明治维新前夕，全国已有1/3的农民丧失了份地。商人和富裕农民将贫苦农民典押过期的份地攫为己有，变成农村中新兴的剥削者──地主阶级。同时，丧失份地的农民不得不从事家庭手工业，以开辟收入的来源，这又为商人提供了新的活动天地。进入18世纪以后，由商人高利贷者控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或分散的手工工场在农村已经相当普遍。集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到明治维新前夕全国约有400家。德川幕府为了控制各藩大名，规定他们每两年必须有一年住在幕府所在地江户（今东京），而其妻小必须常住江户作为人质，这也促进了从各藩到江户沿途城镇经济的发展。18世纪中叶，江户人口已达80多万人，大阪和京都的人口也各有40万左右，各藩大名所在的城镇，人口在3～5万者也很多。城镇是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商业资本的兴起，对自然经济、等级制度和整个封建制度都起了瓦解作用。

当日本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解体的时候，西方列强闯了进来。从18世纪末开始，美、英、俄、荷、法等国，先后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日本开放门户，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这加剧了日本国内的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了民族危机。19世纪中叶，日本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攘夷倒幕”运动。斗争的主力是农民，1854～1867年间，农民起义达到131次之多。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未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攘夷倒幕”的领导权落到了在政治力量、组织力量和文化水平上都比较高、而境遇又每况愈下从而与幕藩制度存在矛盾的下级武士之手。他们的代表人物如西乡隆盛（1828～1877）、大久保利通（1830～1878）、木户孝允（1833～1877）、伊藤博文（1840～1909）等，伙同少数公卿，利用人民的革命要求和各藩大名对幕府统治的不满，在大阪、京都的巨商富贾的财力支持下，以“尊王攘夷”，“政权归皇室”为口号，于1868年1月3日发动了政变，经过几个月的内战，终于推翻了幕府统治。15岁的睦仁天皇成为国家元首，改国号为“大日本帝国”，年号为“明治”，建立了新的天皇专制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它慑于农民革命运动的压力，顺应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兴起的历史潮流，在跟封建阶级妥协的基础上，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

（1）取消封建领地，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为了剥夺德川幕府和各藩大名的权力，开辟新政权的财源，首先在1868年没收了幕府在全国的领地和 8个城市，继而在1869年对各藩大名实行了“奉还版籍”，即交出土地（版图）和人民（户籍），1871年又发出了“废藩置县”的命令，即废除藩国制度，打破藩界，全国行政区重新划分为三府（东京、京都、大阪）和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县知事。这样，日本开始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是，取消各藩大名领地及其统治权力是有代价的，即发给大名俸禄，并承担各藩发行的纸币和欠下的债务，为他们转化为商人高利贷者和产业投资家提供了物质条件。新政府在1868年以后还陆续取缔了各地关卡和批发行垄断组织，准许自由买卖;禁止各藩私铸货币，统一币制；1872年又下令取缔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广泛存在的封建行会“株仲间”。这些措施，对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2）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取消武士特权，建立近代常备军和警察制度。废除大名和公卿的称号，改为华族，其地位仅次于皇族；幕府直属的家臣──旗本和各藩的藩士以及一般武士改为“士族和卒”；从事农工商业的农民、市民和手工业者等都改称平民。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可以通婚。1871年又废除了“秽多”、“非人”的贱民称号，允许成为平民，但在职业上和通婚上的歧视仍然存在。为了取消将近40余万武士（包括其家属达200万人）的特权，取消他们享有的领取世袭和终身俸禄，政府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规定凡献出俸禄者政府发给产业资金，1874～1876年共发给现金1932万日元，证券1656万日元，1876年又发给公债券近17579万日元，其结果使庞大的封建武士集团变成了大量现金和公债的持有者，其中一部分人向土地和企业投资，转化为地主和资本家。因此，明治政府处理封建俸禄的过程，实际上成了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取消武士阶层的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垄断军事的特权。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1873年实行征兵制，除起用一些原武士出身的担任新军队的骨干军官外，大部分军官和全部士兵由平民中征募。

（3）改革教育，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科技。明治政府通过对西方国家的实地考察，认识到人才和教育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把改革和发展教育，作为各项改革的根本环节。从1870年起，相继颁布各种教育法令和规章，并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育设施，重金聘用外籍教师和派人出国留学。明治政府改革和发展教育的基本特点，一是大办小学教育，普及初等国民教育；二是大力振兴实业教育，发展综合技术教育。自80年代初起先后实行了三年、四年和六年的义务教育制，形成了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实业教育网，造就了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各种人才，为吸收、消化和运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创造了条件。

（4）承认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权，实行地税改革。明治政府在经济上面临的重要改革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通过取消领地、“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幕府和大名的封建土地领有制已经废除。1869年明令解除自1643年以来实行的永世不得买卖土地的禁令，同时发布了丈量土地和颁发土地执照的法令，在法律上确认有土地实际支配权的人对土地的私有权，无主土地一律收归国有。这种只承认土地占有现状，并不按农民需要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的改革，虽然满足了握有份地的一部分农民的要求，但改革前占全国耕地1/3的农民份地因抵押、典当过期，其实际支配权已转移到商人高利贷者和富农手中，他们成了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而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则成了佃农。在确认土地所有权之后，1873年政府颁发了改革向国家交纳土地税的法令。法令规定取消幕府时期名目繁多的贡赋，交纳全国统一的单一地税；改变过去以土地收获量为课税标准，实行按法定土地价格的3％课税，改变过去以实物交纳为现金交纳；改变过去由实际耕种者交纳为握有土地执照者交纳。新地税约占收成的1/3左右，成了明治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5）创办和转卖国营企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培植特权大资产阶级。明治政府为了实现“殖产兴业”的目标，1870年成立工部省后，以西方国家为样板，兴修铁路；建立电话电报通信制度，普及邮政制度；建立国立银行，发行纸币，向私人企业放款；设立“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颁发各种奖金和补助金，鼓励和资助握有俸禄公债的封建阶级经营工商业；举办劝业展览；聘请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制度和各种近代机器设备；建立和发展国营企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廉价地向三井、三菱等与政府勾结的大资本家──“政商”出售国营模范工厂矿山，扶植特权大资产阶级。

后果和影响

明治维新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一方面扫除了大部分封建障碍，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使日本迅速地实现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从而比较顺利地摆脱了沦为西方国家经济附庸的民族危机，并为逐步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在日本政治、经济生活中保留和培植了反动落后的封建势力和军国主义势力，为以后发展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1. 服部之総：《明治維新史》，上野書店，東京，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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