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异征诛】问：春秋晚期吴国为何迁都姑苏

问：春秋晚期吴国为何迁都姑苏

问：春秋晚期吴国为何迁都姑苏的参考答案

君王东徙作雄都

黄 恽

夏殷之际,江南在史籍上称为荆蛮.荆是地名,在今湖北一带,蛮则当时江南的通称.大概是尚处在渔猎时代吧,吴地的土著普遍断发文身,与中原地区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简直大异其趣,因此,在文化上素来被中原轻视,低人一等.

江南文化的开创之功,不得不首推泰伯.据史书记载,泰伯是现今陕西岐山人,周太王的长子,周文王的伯父.在太王那个时代,周不过是诸侯中的小国,与殷商的实力不能相抗.但太王早存灭殷之心,他认为泰伯、仲雍二人谦和揖让,有君子之风,不能担当灭殷的重任,有意把王位传给小儿子季历,进而让季历的儿子姬昌继位.这颇像传说中的清玄烨（康熙）看好孙子弘历（乾隆）,而传位给其父胤祯（雍正）一样,未必真是如古史所说姬昌显出了什么“圣瑞”,不过是祖父出于对孙儿的一种偏爱罢了.古来王位传嫡传长,长幼有序.这虽然不一定形诸律法,但习惯成自然,却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因此太王非常踌躇.而对于泰伯,面临的抉择更是艰难.一方面是继承王位,享受荣耀和权力；另一方面却是放弃唾手可得的权势、金钱,赤手空拳,浪迹天涯,奔走异域.泰伯日渐明晰地意识到老父的意图后,为了成全老父之志,毅然选择了后者.当时恰值太王患病,这是一个机会.他托词赴南岳衡山采药,偕弟弟仲雍远走荆蛮,来到如今的无锡梅村这个地方.史书的记载确切与否,由于年代的久远,已经不能稽考.在我看来,泰伯之“让”,也许在效法先贤许由,尧让天下给许由,许由避之惟恐不及,“宁生而曳尾涂（途）中”.坐天下岂是轻易的事?也许季历父子早已虎视眈眈,安排了争权夺位的阵势?就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手策划了“玄武门之变”,把皇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一网打尽.只是泰伯见机在先,未及发动罢了.这样想颇有些厚诬古人,然而人心险恶,特别是关系到生死予夺的权利之争,也未必没有这个可能.泰伯是不得已而让而逃,自然越远越好.在泰伯看来,天下之大,何处没有开疆拓土的创业之地?在他们的内心,也早就厌倦了杀伐征战.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都曾悬揣：为什么会选择荆蛮这个半开化的地区,作为他们创业的首选?明代高攀龙说：至德（后人尊称泰伯为至德王,源于孔子的“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句）之圣,让天下而逃.不到名山大川,不到长林峻谷,却来到了江南；不去三江五湖,不去幽岩绝壑,而看上了我们无锡的泱莽平墟,这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确实有一定的缘故.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泰伯三让天下,并不是他连着把王位推让了三次,因为他们逃走时,太王并没有传位的举动,而是他们仰体老父之意,首先用行动向父王表示了不要立自己的决心；用远避他乡的办法使父王欲立而不能；并且断发文身,穿上了当地土著的服装,自外于中原风俗以示决绝.因此他们渡江南下,选择江南荆蛮之地,有其必然的原因.不过来到无锡梅村（旧称梅里）,究竟是有意的选择,还是无意的巧合,我们后人就无从知晓了.这种自我放逐,带着一股悲壮的情怀,更带着一腔义薄云天的豪情和自信.果然,泰伯一到江南,荆蛮人民“归者千余家”,被立为君长,号曰句吴.苏州泰伯庙有齐彦槐的一副对联总结得好：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一坏万古江南.着一“坏”字,点出了泰伯开吴的伟大意义,一个亘古蛮荒的水乡——江南,因了泰伯的到来,露出一线曙光,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泰伯的遗迹,至今犹遗留着一些.最著名的是无锡东南的人工河：泰伯渎.它西起运河,东到鹅湖,长四十里,相传为泰伯所开,为古代农田灌溉、货物运输提供了便利.梅里（今梅村）之南有一个小村庄荆村,相传为泰伯始居地.皇山西岭是泰伯的墓地.无锡东南三十里,有泰伯庙,俗称让王庙,也称至德祠,前有高大的石牌坊,上面镌刻着“至德名邦”四个大字,至今为后人景仰膜拜.在我们苏州,泰伯也深受人民崇拜. 早在东汉永兴二年（154年）,吴郡太守糜豹在苏州阊门外建立了泰伯庙,附近还有至德庙桥、至德坊等建筑,还有胥门外一桥飞跨的泰让桥.在如今,我们仍能看到老阊门外泰伯的石雕立像,虽然有些不伦不类地把泰伯弄成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模样,崇敬之心,却与古人并无二致.泰伯之风,山高水长.

想当初泰伯南下江南,身无长物,两手空空,没有尺土之基,他所到之处,民众纷纷归附,从此开辟江南,建立新国,这完全取决于他人格与道德的魅力.梅里是一个小村镇,在当时却是泰伯的都城——江南最古老的都城.泰伯以谦让不争为他的政见,后世墨子的非攻兼爱学说,也许就受了他的影响.终他一生,一直反对战争而崇尚文治,影响所及,吴国到春秋初期,还不知乘车和战阵之术.泰伯死后,把王位传给其弟仲雍,仲雍传子季简,直至寿梦,吴国始强盛起来,在诸侯中称王.在泰伯自我放逐时,据说有一部分亲属逃到了日本,因此在日本,也有着大和民族源于“泰伯后裔”之说.这件事在日本历史上,曾几度引起轩然大波,聚讼纷纭,此不置论.

周敬王6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在姑苏修筑城池,迁都姑苏.没有确切的史料说明阖闾迁都的真实原因,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伍子胥把迁都苏州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所谓“象天法地”,酷似一个风水先生或“杂毛”老道在故弄玄虚,其实作者所根据的也只是传说,甚至是出于杜撰,何尝亲见亲闻阖闾与臣子的廷上对答,因此只能予人半信半疑.

在有关吴地的历史中,伍子胥几乎是个神仙式的“靶子”人物,很多史迹都聚焦在他身上.没有他,古吴的传奇将在后人眼中逊色不少.在这里不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据史书上说,迁都计划出自伍子胥,他认为梅里那个地方无险可守,“乃危亡之地也”,于是建议在今苏州修筑了新的城池,从此开始了苏州二千五百余年悠久的历史.

然而史学家侯仁之教授的看法却正好相反.根据他的实地观察,他认为无锡有险可守,而苏州却没有.因此他颇怀疑迁都苏州是一个错误,且直接导致了后来越国的入侵.这样的想法古人也有过,并为此作过深入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却与侯仁之教授的不同.乾隆《震泽县志》卷一《行胜门》载有清人徐养浩对于苏州在地理位置上的战略优势的分析,文长不录.在我看来阖闾迁都也许由更深层的原因,和一些简单、偶然、不可知的因素,是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说有可能出自巫祝的授意或天文的变化,古史中每有《五行志》；“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的类似记载,史书不绝.其中的很多记载在现代人看来简直不值一哂,而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地震、大旱等“天谴”,在古人眼中却是了不得的大事,或帝王自下罪己诏,或诛杀大臣,或迁都……真是诚惶诚恐,不一而足.“天意”往往支配人的行为,正像国人记忆犹新的,三十多年前的一场运动,“神”的意志左右了全民族的行为方式,这是另一种“天意”,回瞻往事,不胜今昔之感.

阖闾东迁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谁敢说自己真正读懂了这尘封的历史?自泰伯东徙之后,阖闾又一次东徙,在苏州建立了雄伟的吴国都城——苏州,从此吴国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渐积而成,然而要求得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剥箨见笋那么简单,后人的每一次梳理,既披沙拣金,又可能夹带着新的泥沙,本文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