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生命为誓:“孙志刚之死”终结收容遣返历史

 

2003年3月17日，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转到收容站收容之后，3月20日被殴打致死。

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他惨死一个多月却无人过问的前前后后。文章当天被各大网站转载，点击率仅次于SARS报道。孙志刚案在网络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一方面推动了对案件的侦查和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另一方面还引发了民间对已经走样的收容遣送制度的批评。

6月1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

2003年3月17日，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行走时，突然被收容了。一份披露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黑幕的内部材料让人触目惊心：这里有相当数量病人离奇死亡

事情发生在当晚10点，喜欢上网的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准备到附近一家网吧去玩。孙志刚是广州达奇服装公司的一名平面设计师，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从深圳跳槽进入达奇公司，当时处于试用期，月薪2000元。

走到天河区黄村大街上时，孙志刚突然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的警察拦住了去路。当时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事后已无处查实，因而也无法判断警察拦住他，是否因为“他不修边幅”。

孙志刚并不知道，此时广州市公安机关正在开展“严打”的统一清查行动，“三无”人员是重点清查对象。当天下午，天河公安分局刚开了动员大会。值得一提的是，那时也正值广州市“两会”前夕。

由于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孙志刚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当晚，将近110人先后被带进这个派出所，其中三十多人被收容。

孙志刚到派出所后，由两名“辅警”作了笔录。这是一份有点奇怪的笔录，上面孙志刚被问及有无固定住所、稳定生活来源和合法证件时，所答已无可考，但“辅警”填写的竟均为“无”。

当晚负责甄别“三无”人员的，是34岁的黄村街派出所专区中队长李耀辉。他有十余年的警龄，曾经立过二等功，多次受过嘉奖。

据广东省有关部门事后调查，当天晚上，孙志刚的两位朋友舒某某、杨某某曾来到派出所，说明他有身份证和工作单位，提出为其补办暂住证，并予以保领，但均被李耀辉以“没有进行核实必要”的理由予以拒绝。

这样，次日(3月18日)凌晨2时左右，孙志刚被送到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该所值班民警罗侨安对其进行了询问。治安协管员罗东升参照黄村街派出所移送的询问笔录，“制作”了询问笔录，并在笔录上填写了孙志刚的身份证号码及“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无正常居所”等内容，然后让他签字。

民警罗侨安则代替待遣所所长签下了“同意收容遣送”的意见。

后来的调查报告说，正是由于待遣所民警极不负责任，才导致孙志刚“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当时，根据之前公安机关填写的内容，中转站工作人员判定孙志刚的情况符合《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审批手续齐备，便将他收入站内。

9个小时后，孙志刚向中转站护师殷孝玲报告自己有心脏病，因为紧张而心慌、失眠，要求放他出去或住院治疗。中转站遂以“心动过速待查”为由，将他送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后来法庭出示的证据显示，孙志刚进入救治站时身体正常，脱衣检查未发现有外伤。医生对他的诊断是“焦虑症”。

广州市一份调查报告针对外界的怀疑特别说明，“经询问派出所、分局收容待遣所和收容遣送中转站的有关民警和工作人员，均称孙志刚没有与民警、工作人员发生过顶撞、争吵或被民警、工作人员殴打”。

但据其父母说，孙志刚虽然身材较瘦，身体却一向很好，从没听说有心脏病。孙志刚何以声称自己有心脏病已无从得知。他的一位朋友猜测说，或许是他以为医院的待遇会好一些。

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位于远郊，距市中心一个多小时车程。这里本来属于广州市精神病院，后来改称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

2002年8月1日，这个巨大院子的一个角落被划为特殊病区，由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指定为收容人员救治站，专门为收容人员中的病患者提供基本治疗。

救治站占用了三幢小楼。与普通医院不同的是，每一个病房的门窗都有铁栅栏。

救治站由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副主任张耀辉分管。31岁的彭红军是病区区长，他手下有3名医生、护士若干和10名护工。

彭红军后来被控玩忽职守，但早在2002年年初，他就对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和急切的改革建议。当时他说：“这里场地拥挤、设施简陋，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管理混乱，几无规章制度可循。”

在法庭上，公诉人的举证也证实了彭红军的诸多忧虑。举证调查发现：救治站经常发生病人间打架斗殴事件，有人被打断肋骨，有人被打成重伤。

而护工则是救治站内的特殊角色。

乔志军，在上海武警总队服役五年后，回到家乡山西。2002年中，通过保安公司推荐来到广州，经培训后，他被推荐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当保安。

乔燕琴，山西人，2002年年底通过熟人介绍来到救治站。

胡金艳，河南姑娘，与乔志军是一对恋人。

没过多久，这里的保安们都被改称为护工――要雇用保安必须向当地派出所交一笔钱，救治站为了省这笔钱，就给他们改了名。

但事实上，这些护工从未接受过任何护理培训，病人仍然称他们为“保安”。一些病人当庭指证说，“他们穿着迷彩服，提着警棍”。警方后来还从救治站搜出了两支塑胶警棍和一支电警棍。

乔燕琴在法庭作证时，这样表述护工的职责，首先是“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其次才是协助护士拿药、打针、派饭。

在由医生、护士和护工构成的层级中，护工位次最低。但在这里的病人眼中，他们却操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份护工的笔录证实，因为208房女病人汤凤珍一直在哭，护工何某某去制止时被她咬伤，何立即提了根棍子对其殴打。

彭红军也发现了这一点。其他医生曾多次要求开除一些殴打勒索病人的护工，但均不了了之。彭红军辩解说，他没有人事权。他后来被指控对救治站管理不善负责，直至被捕时，数份规章制度仍在草拟中，而他在建议中指出的诸多问题，此时已不幸言中。

而审讯材料还披露了救治站内发生的令人吃惊的死亡现象：